定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一号）

[10]参见肖卫兵：《咨询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探析》，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5期，第130—132页。

[18]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的知情权源自参政权和监督权，因知情权属于任何公民，且服务于不特定主体的利益，故而起诉人不必有特别的个人利益，只要提出了公开申请，就与信息公开行政决定建立起利害关系，即可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32]2014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

[10]参见肖卫兵：《咨询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探析》，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5期，第130—132页。虽然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于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是否可诉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就《规定》第1条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没有明确排除主动公开行为，而且，诉讼的类型还增加了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而根据《规定》，这种情形下原告能够向人民法院提供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条对于重新作出有进一步的要求。就学界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尽到合理检索义务的指标主要包括：检索载体包含的信息资料是否全面、检索方法是否妥当、检索人员态度是否认真等。

综观这十件案例的审判结果，只有1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其余9件均判决被告败诉，其中有2件直接判决被告限期公开信息，有1件虽然判决被告重新答复，但有明显的公开倾向，其他6件的判决都要求被告重新审查答复，是否公开由被告认定。回望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可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承载着过于理想化的监督权能。[21]多数研究成果在肯定滥用诉权的基础上，就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滥用诉权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2017年6月6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意见稿》第5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45]参见应松年：《把行政复议制度建设成为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6条的规定，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应当追偿、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一）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实践的基本特点 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呈现出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46]参见后向东著：《美国联邦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0—106页。吸取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教训，不宜过分夸大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倒逼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积极功效，坚持解决信息公开行政争议的核心功能，才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顺利发展。

学界关于举证规则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规定》发布之前。关键词: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根据上文的分析，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审查答复的案件比例为60%，这反映了人民法院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问题的专业认定，但也体现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对行政权有权且有限监督的微妙关系。因此，建议完善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具体规则，明确法官不调取证据时的说明义务，保障原告的申请权。

[14]参见王振清：《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页。[38] 2.扩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方式。如果存在交叉，那么交叉部分的内部信息应该属于政府信息。虽然我国《条例》尚未明确规定知情权，但是，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趋势看，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纠纷的核心在于审查信息是否应当公开，而不宜纠结于申请人的资格、原告的资格等问题。

[50] 5.健全责任与制裁机制。一方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即成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满足了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可以享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第13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14]有的学者针对我国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救济困局，对《条例》第33条第2款从三个方面做了解读，明确指出，政府信息公开属于服务行政语境下事实行为之一种。

当然，从诉讼利益角度衡量，提起诉讼的多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内部而言，2003年非典事件引发民众对信息公开的空前渴求。[18]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的知情权源自参政权和监督权，因知情权属于任何公民，且服务于不特定主体的利益，故而起诉人不必有特别的个人利益，只要提出了公开申请，就与信息公开行政决定建立起利害关系，即可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32]2014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10]参见肖卫兵：《咨询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探析》，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5期，第130—132页。虽然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于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是否可诉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就《规定》第1条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没有明确排除主动公开行为，而且，诉讼的类型还增加了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

而根据《规定》，这种情形下原告能够向人民法院提供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条对于重新作出有进一步的要求。

就学界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尽到合理检索义务的指标主要包括：检索载体包含的信息资料是否全面、检索方法是否妥当、检索人员态度是否认真等。综观这十件案例的审判结果，只有1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其余9件均判决被告败诉，其中有2件直接判决被告限期公开信息，有1件虽然判决被告重新答复，但有明显的公开倾向，其他6件的判决都要求被告重新审查答复，是否公开由被告认定。

回望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可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承载着过于理想化的监督权能。在申请公开的信息关乎他人隐私时，行政机关应当依据比例原则对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进行衡量，为发挥制度效用、依法保障公平，利害关系方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杨建生：《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律师费制度及启示》，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陆红霞案是否属于滥诉，学界观点不一，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例的发布，具有很强的指引力，也引发了理论和实务部门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滥用诉权行为的关注。然而，从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部门角度来讲，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是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权利，为了保障公众顺畅地获取政府信息，反对司法过度尊重行政，希望司法机关加大审查的力度，从而实现立法目的。以此为据，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直接起诉便就顺理成章了。

[37]参见杨红：《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自此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对于政务公开都有规定。

[47] 4.完善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证据制度。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审判结果，判决重新答复的比例占到了六成，范围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不存在等方面的案件。

其中，新收行政一审案件220398件，上升55.34%。[48]关于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证明，理论和实务部门也给予了很多关注，这类案件既不同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否的案件，也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之诉有所差异，因此，为了保障政府信息公开诉求的实现，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证明应当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细化检索义务的内容。

[36]参见李广宇：《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8期。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2010年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兼具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双重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预防行政权力的腐败与异化，扩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方式，规范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与限度等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

[51]参见后向东著：《美国联邦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实施，使得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得以快速发展。

[5]参见禹竹蕊：《建立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视角》，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林鸿朝、许莲丽：《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

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在于，使得信息公开规范的价值能够在司法实践层面得以实现，体现了判断信息公开法是否为良法的逻辑起点，即良法的逻辑起点是：推定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然后才存在排除情况。根据《条例》第33条第2款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具有可诉性，但是这一规定中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表述引发诸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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